全国人大常委会28日下午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该法一审稿出台至今，过去了16个月，最终通过的法律文本与一审、二审稿相比做了很大修改，连该法名称都从原来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改为了现名，强调了运用它的境内有限性。
所有分析人士都注意到，最终的成法更加明确了适用范围，主要针对境外基金会、社会团体、智库机构等组织，而学校、医院、科研学术机构等不在此列。对境外NGO在中国境内设立代表机构的数量、招募人员等都做了更加宽松的规定。
然而西方舆论对中国这一立法的批评却没有减弱，它们对管理境外NGO的工作由中国公安部来承担充满疑虑，有外媒甚至指责这是“警察治国”思维的体现。
中国需要依法管理在华活动的境外NGO，这一大的治理路径显然没有问题。重要的是如何立法以及用法的问题。
首先，NGO在西方有独特的发展史，形成今天的如鱼得水。但它们对中国体制来说总体是陌生的，客观地说，中国对它们的了解尚谈不上充分，更缺少管理它们的经验。中国希望运用好NGO，最大限度发挥它们的正面作用，同时也要避免这当中有可能存在的风险。
NGO法的三审过程同时也是中国立法机构、管理机关和相关学界下大力气集中研究、厘清各种问题的过程。这一立法前后的内容变化是中国大多数法律制定过程中罕见的，境外的许多意见受到了重视，并且体现到了法律的最终文本中。不能不说，中国对这一立法的态度是积极、实事求是的。
该法规定了警方在必要时可以约谈境外NGO在华机构的负责人等，有境外媒体将之宣扬成这意味着那些NGO将在中国警察严密监控之下开展工作。然而所有法律都包含底线性规定，它们不是日常情况的写照。有些西媒对NGO法的指控显然是极端的，把非正常情况当作日常状态来描述。
三审不断改进，而一些西方媒体对NGO法的态度却如此固化，我们不能不怀疑它们完全被价值观和政治立场主导，根本没有就事论事的意思。
就别跟政治挂帅的西方媒体较真了，中国把NGO法执行好，并且从中积累与境外非政府力量全面互动的经验，大概更重要。
公安部管理境外NGO的在华活动，这当中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有助于“西方”与中国核心权力部门的更近距离对话。NGO是西方的代表性元素之一，中国的以往经验是，它们的进入总体上促进了中国的发展与繁荣，但也制造了一些我们至今未必就已琢磨透的问题。此外，个别境外NGO的确有损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情况。今后境外NGO或将成为中国公安部“不太好管”的一部分业务，因为它们会更加主张自己的权利，发生管理摩擦时，它们大概不会针对自己想要做的激烈表达进行克制。
应当说，最大的挑战是克服认识上的障碍。现在看来，中国对境外NGO积极作用的认识，远多于西方对中国依法管理境外NGO积极意义的认识。只要解决这个问题，落实NGO法将不难实现“软着陆”。
我们相信，NGO法的落实过程一定会比西方媒体现在所吵吵的顺利得多。未来境外NGO将能在中国实现更好的发展，也更加习惯对中国法律的尊重。公安部门也将通过在对外开放一线进一步的摸爬滚打，在实现保卫国家及社会安全与扩大开放的和谐方面积累更多办法，变得更加老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