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无望后，50岁的廖跃生重回煤矿打工。5年前，他被确诊为尘肺病。
回煤矿前，廖跃生和他的18名工友一直在维权。从2009年被煤矿开除后，他们打了5年官司，终于在2013年胜诉，被判获总共375万元赔偿。
然而，就在众人长舒一口气，认为事情告一段落的时候，他们却被法院告知，输了官司的煤矿账户上没钱，赔偿无法执行。这一消息，再次让廖跃生心情跌落谷底。
官司打赢了，钱拿不到手，成为廖跃生所在的湖南省安化县的普遍现象。
安化县人民法院执行局负责人刘杰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坦承，最近几年安化县法院共受理尘肺病人诉讼案件140余起，但最终赔偿执行到位的只有18起，仅占13%。之所以执行困难，一方面因为近几年煤炭市场低迷，县内煤矿普遍亏损，矿主无钱赔偿，另一方面也因煤矿产权更迭频繁，责任人难以明确。
企业无力承担时，有人建议政府兜底解决。安化县工伤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主任王翔告诉澎湃新闻，作为国家级贫困县的安化，根本无法拿出这笔钱，仅靠县一级政府并不现实。
内蒙古财经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李文武长年关注农民工问题，他认为，要解决尘肺病人的救治问题，政府必须要建立和完善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使工伤和患职业病的农民工通过工伤保险待遇得到及时救治和康复, 并长期保障其基本生活。
然而，目前湖南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博弈还在继续，而廖跃生们却很难等待太久。2014年7月，尘肺病人救助公益组织“大爱清尘”发布的《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称，全国600万尘肺病人，通过司法维权，最终拿到赔偿的只有18.75%。
劳动仲裁胜诉是在劳动局睡来的
吴拾中经常开玩笑说，他们的劳动仲裁胜诉是在劳动局睡来的。
吴是廖跃生的工友，也是19名尘肺病农民工维权代表。他们原为安化县清塘铺镇莲花洞煤矿工人，一同在2009年确诊为尘肺病一期，并于当年开始维权。
尘肺病农民工维权困难主要在于证明自己与煤矿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安化县小煤矿众多，从民国开始便有采煤的记录。不过因为规模小，用工环境粗放，长期以来，很多村民如吃流水席一般，常年在不同煤矿间“流窜”打短工，极少签订劳动合同，而这直接导致日后维权时，面临取证难的问题。
一名王姓煤矿工程师告诉澎湃新闻，由于当初招工用工不规范，并未签订劳动合同，工人没有做过体检，导致现在责任问题很难认定。澎湃新闻在19名维权农民工中调查发现，他们工作过的煤矿普遍在两家以上。
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缴纳工伤保险自然无从谈起。王翔告诉澎湃新闻，安化县约有1万人从事矿井作业，购买工伤保险的只有70%，基本是国企职工，而私营企业，煤矿中除了落水洞煤矿曾购买过外，其他煤矿都没有为工人购买。
如今，就是唯一一家为工人购买工伤保险的落水洞煤矿，也已经彻底停产。
安化县社会劳动保险所所长肖克忠向澎湃新闻确认，因为历史原因，安化县目前的煤矿企业社保缴纳数量登记为零，“这个只能靠企业自觉，我们也逼不了他们。”肖克忠说，煤矿本身经营困难，没有钱为工人缴纳费用，强制的话，就只能是关停了，但那样受害的最终还是工人。
而吴拾中等人跑了两年多，才最终取得劳动部门给予的工伤认定书。
随后经伤残鉴定、劳动仲裁等，又跑了3年才最终“搞定”。对他们来说，维权最关键的环节在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他们的支持，有了有利于他们的仲裁结果，便可以据此向煤矿要钱，打官司的话，法院也会采信为主要证据。
然而，一位不愿具名的安化县政协委员告诉澎湃新闻，安化县尘肺病人众多，据县安监、卫生等部门初步估计3000余人，牵涉面太广，一旦劳动仲裁胜诉，将会产生连锁反应，“其他人都会找过来，社会就会乱套。”
而吴拾中们之所以取得了劳动仲裁的支持，全赖于他们能“耗时间”。吴拾中说，他们一开始维权的时候，曾经打过横幅之类，但除了被警察驱赶，效果并不大。后来他们决定采取和平手段，不吵不闹，只是每天去劳动局静坐，像里面的职工一样上下班，有时候还睡在里面。而2013年的仲裁结果，就是他们“睡”了3天得来的。“劳动局也是拿我们没办法了，给结果后还叮嘱我们，不要出去到处说，他怕别人也来效仿。”
不过他们没高兴太久，很快他们又发现，又要去“睡法院”了。
“过激行为随时可能发生，不能再拖了”
安化县人民法院副院长李文斌对吴拾中和他的工友们印象深刻。他记得，这些人在他办公室门前密密麻麻躺了一地。而他们的诉求只有一个，要求法院对莲花洞煤矿强制执行赔偿款。
然而，负责此事的刘杰，执行了1年多，却只执行到位3000多元赔偿。刘杰称，原因无他，莲花洞煤矿的账户上没钱。“我们查了他们好几个银行账户，上面都没有钱了。”为此，法院查扣了莲花洞煤矿1万吨存煤，准备拍卖后来支付给19名尘肺病农民工，“不过最后煤矿背着我们偷偷卖掉了，因为他们要给那里上班的工人开工资。”
无奈，最后安化县人民法院只能抓了莲花洞煤矿矿主张奕，以此来安抚维权农民工。“我们也是没办法，煤矿现在都不景气，普遍亏损，都没钱。”刘杰说。
张奕被抓，这让清塘铺镇落水洞煤矿老板廖资初很惊讶，吴拾中要钱，怎么会把账算到张奕头上？
张奕是吴拾中工作过的莲花洞煤矿老板，接手煤矿经营权3年左右。澎湃新闻获取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张奕接手前，莲花洞煤矿已经易主两次。
而吴拾中等2000年左右就已来到煤矿工作，在这之前，他称自己在当地多个大大小小的煤矿干过。“他们的尘肺病谁能说清楚在哪里得的呢？”廖资初替张奕感到冤枉。
刘杰表示，从尘肺病的潜伏期来看，这几年已经到了爆发阶段，法院近些年收到的诉讼也越来越多，类似于吴拾中这样的案子很多，都是矿工状告矿主要求赔偿。刘杰说他2007年到执行局以来，已经处理了140余件这样的案子，但最后执行到位，让维权农民工成功拿到钱的案子只有18例，仅占13%。
为此，作为政协委员，李文斌最近每年在益阳市“两会”上递交提案，坚持反映安化县尘肺病人问题。2014年，李文斌在《我市尘肺病患者的劳动保障问题值得关注》中不无担忧地写道，因为牵涉面广，“（尘肺病患者）上访或其他过激行为随时可能发生。我市尘肺病患者劳动保障问题的解决，已经不能采取 拖 诀予以回避了。”在提案中，李文斌讲到，政府应该直面矛盾，迅速建立专职协调处理机构，加大政府、企业主动承担责任力度。
国家级贫困县的无力：多次打报告给省政府但没回音
在安化，以往轰隆隆穿街而过的拉煤车，如今已难觅踪影。因煤炭价格持续低迷，安化6家煤矿已经全部停产，暂时关停。
廖资初称，他的煤矿停产后，每年仍需100多万元的维护成本， “现在我们自己都快饿死了”，无力支付给尘肺病农民工的赔偿。
一位不愿具名的安化县政协委员告诉澎湃新闻，企业无法承担时，政府应该兜底解决。
这在国内已有先例。2009年年底，云南省水富县发布2010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方案，正式将尘肺病纳入新农合医保范围。2011年7月，四川省乐山市政府也出台了《乐山市困难尘肺病患者救助办法》，对尘肺病人实施医疗、生活救助。
然而这位政协委员表示，对于国家级贫困县安化县来说，显然没有能力解决这一问题。2013年，安化县财政收入突破10亿元大关。“但可用于支出的只有1个多亿，其他的都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做不了太多事情。”安化县财政局一名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说，要想彻底解决尘肺病人问题，必须得靠省财政或者中央财政兜底。
“他们也不是拿不出这个钱，但愿不愿意拿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一位不愿具名的安化县政府官员向澎湃新闻抱怨，县政府已经为此多次打报告给省政府，但始终没有回音。“我估计省里面也是担心，因为开了这个头的话，湖南的几十万尘肺农民工都会闹，那样的话，就不是一点钱的问题了。” 而湖南省卫生厅副厅长方亦兵早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湖南尘肺病例太多，治疗费用如果单纯靠新农合兜底，是不可行的。
带给他尘肺，还是不得不回煤矿打工
国家卫计委2013年9月1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共报告职业病新发病例27420例，其中尘肺病24206例，占当年职业病报告总例数的88.28%。尘肺病在以每年2万多例的速度递增。
《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称，保守估计中国尘肺病农民至少600万人，相当于青海省的总人数，相当于香港地区的总人数。
然而，针对庞大的尘肺病人群体，全国性的救助政策仍然没有出台。目前只有个别县市出台了相关救助政策，覆盖的人群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绝大多数群体仍未覆盖。
对于迟迟未出台政策，湖南省卫生系统一不愿具名的专家说，从600万的尘肺病人群体来说，单独救助的话政府应该有能力承担，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每个尘肺病人背后都是整个家庭，包括他们的子女和父母，算起来就是数千万人，这样的话，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上面会有犹豫，到底怎么开这个头，怎么解决，需要有一个全盘的考虑。”该专家表示，以湖南省为例，卫生厅正在想办法解决这一问题。“接下来会进行一次彻底的摸排调查，确定具体的人数以及救助方案。”
大爱清尘管委、湖南区主任戴春曾就尘肺病人问题向湖南人大代表呼吁关注这一群体。戴春说，从社会稳定角度，政府也应该早日解决这一问题，因为治病，尘肺病人家庭受到严重影响，孩子的教育经费面临巨大挑战。
不过，廖跃生显然已经无法顾及孩子的教育问题，他目前最关心的是，家庭如何维持下去，几年官司打下来，家中积蓄已被掏空。
即便煤矿带给了他尘肺病，迫于生计，他还是不得不重回煤矿，帮助停产的煤矿做一些日常维护工作，赚点生活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