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一代”和“独二代”同堂
据统计显示，2010年前后，桂林出现了一波生育高峰。相比以前，这一轮新生儿高峰在绝对数值上并不引人注目，特殊的是，这些新生儿的父母大都是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
这意味着，在这些家庭结构中，第一次普遍出现了两代独生子女同处一室的局面。而当这些第一代独生子女开始成为父母时，多数人感到手足无措，因为他们大都在父母的过度呵护下长大。
因为育儿，他们首先要经历严峻的经济考验，焦虑可想而知。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青年研究》曾刊发调研报告称，从直接经济成本看，0到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将达到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8万元。
根据广西人才网今年4月发布的全区薪酬报告，桂林人去年的平均月薪为3537元，要攒足一个孩子的费用，需要两位父母至少3年不吃不喝。
而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之后，年轻父母生育二孩的积极性不高也从侧面印证了经济压力对育儿的影响。
在二孩政策实施前，有专业机构随机抽取了一个三线城市，从处于15-60岁年龄段的女性中随机筛选出40万个样本调查。结果显示，育龄妇女不愿意生二孩的首要原因是育养费用太高，占比达52.8%。
住在中隐路一小区的“80后”母亲青青说，一个孩子的增加，每个月单奶粉费就要达到上千元、尿布300元、辅食200元……她和丈夫每月5000元左右的收入勉强够用。
在这样的情况下，青青的公婆开始了经济支援。老人不仅包揽了这对年轻夫妻每月1600多元的房贷，还利用自己买下的门面每月补贴他们1000元。
和青青一样，不管是从育儿的经济成本，还是从和上一辈的感情联系来看，让老年人帮助育儿都成为桂林年轻父母普遍采纳的一种方式。
记者选择了20对“80后”和“90后”父母做调查，其中老年人帮助育儿的家庭有16对，占到了80%。如此三代同堂，其中两代都是独生子女，这是中国目前比较特殊的家庭结构。
从好的方面看，两代人共同养育孩子，这有助于育儿的安全和健康，以及整个家庭财富的增长。但这种模式在积累两代人财富的同时，也积累了两代人的焦虑——— 它们将共同作用到对同一个孩子的养育过程中。
从孩子出生，青青就一直在适应家庭结构的变化。她和婆婆的关系一直很好，可是真的要长期相处，是另外一回事。
第一场家庭斗争，来自孩子喝不喝母乳。孩子10个月后，青青感觉到母乳营养不够，但婆婆坚持要她母乳喂养到孩子两岁，青青妥协了一段时间，还是给孩子在12个月断了奶，婆婆担心孩子以后身体差，哭了一宿。
孩子一岁以后，长得很慢。公公婆婆每天唠叨的事情就是孩子体重、身高不达标，拉着孩子吃这个、补那个，青青却不以为然，她只觉得孩子健康就行，和长辈之间又没少吵架。
三代同堂，不同的生活习惯、教育观念甚至表达方式，都会构成摩擦，让家庭育儿的焦虑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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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链条上的资源紧缺
“独一代”的父母，和“独二代”孩子之间相差了约30年。在这30年间，社会结构和资源分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生产、喂养、上幼儿园、上小学看起来是再正常不过的育儿链条，但如果再循着传统的路径走，会发现意想不到的阻力。
赵慧是桂林人，从2010年开始怀孕后，她经历了从未有过的焦虑感。
建档首选是离家最近的一所三甲医院，可是她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我一个同事一直在那所医院做产检，但到了预产期，却被通知没有床位。”真要到生产的时候，这实在太刺激临产孕妇的心灵了。
第二个选择是市内另一所大型医院，负有盛名但离家远。但好处是建档之后床位有保障，只需按部就班。
这样出名的医院，挂号难是一个常识，不过实际情况还是超出了她的想象。“我早晨5点半到医院产科排队，没想到前面已经有20多人了。”尽管如此，赵慧还是庆幸，因为这家医院每天产科只有50个号。
记者走访一些医院了解到，为了应对吃紧的医疗资源压力，有的病房不得不为产妇加床，病房空间不得不被压缩。“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后，优质妇产资源、产房紧张局面进一步加剧。”一家医院的产科主任说。
实际上，产科挂号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桂林的产科大夫严重短缺。作为医疗纠纷的重灾区，产科工作辛苦，风险较大，而待遇却不高。医生24小时接诊，夜里常被叫起，精神长期紧张，导致产科医生流失严重。
如果把育儿焦虑症的爆发点分为几个阶段，生育难不过是第一个门槛，相似的情况出现在育儿链条的下一环。
根据市卫计委的统计，从2013年至2015年，桂林的新生儿约有11万人。他们将从今年开始陆续进入幼儿园。
从记者了解的情况看，目前桂林多数公办幼儿园学位相当紧张，一些规模较大的幼儿园人数已经超过500人，大大超过了教育部《幼儿园工作规程》“一般不超360人”的规定。
实际上，桂林目前共有857所幼儿园，并不是每所幼儿园都需要“挤破头”，但选择一所收费相对便宜，但教学质量较高的优质幼儿园是难上加难。
赵慧在2013年一度想放弃给孩子上公立幼儿园的念头，而选择一所每学期收费在5000元以上的高档幼儿园。
在已经市场化的学前教育领域，这样的选择可能会让竞争减少，但难免会遭遇到老一辈父母生活经验的质疑。
赵慧说，父母告诉她，在他们养育“独一代”的80年代，正是计划经济公共资源的巅峰期。街道幼儿园、机关幼儿园、企业幼儿园、托儿所、学前班，各种形式和主体的学前教育琳琅满目，而且收费低廉，“一个学期的学费两块钱”，这是让老人们念念不忘的收费标准。
老人们还和赵慧有另一丝同样的忧虑，如果选择民办的幼儿园或者家托，在食品安全与治安问题频发的今天，体制内有监管的尚不可靠，体制外的更难以信任。
为让孩子上优质幼儿园挤破头，为让孩子上好的小学花大价钱购买学区房……这些都成为了这些年轻家庭育儿焦虑症的核心，教育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孩子最重要的上升通道，但如果循着上一代的既有路径，却要遭遇即便拿钱也难以解决的激烈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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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育儿“多选”的焦虑
如果说学校教育是育儿的必需品，桂林的很多年轻父母面临着供不应求的困境，那在育儿的副产品上，他们面临的则是选择太多的焦虑。
“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5月1日，记者在一家早教机构询问几位父母，为何要把孩子这么早送进早教机构时，几位父母不约而同给出答案。
从教育学上，这是一个荒诞的说法。起跑线是一个竞技体育的概念，让孩子必须一出生便会跑步，而且从第一步起就是连续不断地冲刺，这不能不说只是想象。但从广告学的角度，并结合“独一代”的成长史，这句话就足以成为鞭策新一代父母的警世恒言。
这些年轻的父母背负着上一代人的期望，从小在竞争中长大，他们认为孩子的竞争力就是父母文化程度和教育力量，以及对孩子负责程度的竞争。
因此，名目繁多的早教市场应运而生，涵盖艺术、体育、户外几乎每一个门类，但它们最重要的宗旨都是迎合家长的需要。除了父母培养理想孩子的愿望之外，“独一代”的父母背景也是让这个市场火起来的一个原因。“以前，一些育儿经验可以由父母和兄弟姐妹之间交流，现在的父母许多都是独生子女，缺少育儿经验，因为生活成本的关系，也不能由一个人全职抚育孩子，所以需要早教机构的帮助。”市内一家早教机构的负责人分析。
一个孩子的成长总有很多节点，而每个孩子生长节点的到来也不尽相同：比如突然能跳跃了，说话吐字突然清楚了，突然会用勺子吃饭了……这些节点是育儿新手们不知道，但又非常欣喜看到的。孩子在成长发育中里程碑一样的变化和快乐是家长最关心的问题，因此，在研究儿童成长项目的同时，其实早教产品也已经把准了这些家长的心理。
从坐完月子开始，刘雨靖就成了早教课程的拥护者，孩子的语言、动作、社会交往各阶段各方面，桂林市面上不同品牌的早教课程她都仔细比较考察过，选择太多了，对她和孩子来说且并不一定是好事。
“送孩子去画画，并不是真的想他能在绘画上有什么造诣，而是能够用画画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有些早教班虽然强调双语教学，可是我觉得，每周上一次课对英语的帮助不大。”刘雨靖说，所以从孩子小时候起，这些早教课程几乎成了她和孩子共同的必修课，却是多而不精。
像她这样的“80后”父母大多经历了自己父母望子成龙、考试激烈竞争的少年时代，他们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再被应试教育和功利性学习所压迫，极力强调培养的是孩子们基本素质和能力，可这些基本素质又包括绘画、音乐、体育等许多方面。
刘雨靖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除了工作有自己喜欢的领域，还能自由度大一些，而这些都是以这些课程所培养的素质为基础的，这又是另外一种望子成龙，因此面对育儿的种种选择，只能多选，不能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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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焦虑”是如何“炼”成的?
桂林晚报首席记者 沈青
育儿焦虑症并不是个新鲜词，但在晚婚晚育的“80后”身上，爆发尤为明显。
在桂林这一代年轻人的家庭中，三代同堂、其中两代是独生子女是普遍模式。这种模式积累了两代人的财富，也积累了两代人的焦虑——— 它们将共同作用到一个孩子的养育过程中。
在二孩政策放开之后，面临社会必需品资源短缺的压力，以及孩子传统人生路径与现代社会飞速变迁间的矛盾，都成为了这些年轻父母的育儿焦虑“二重奏”。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相互放大，让世代相传的“因爱生忧，因爱生惧”更为强烈。
●什么样的父母最焦虑?
4月30日，多数桂林人刚开始享受假期，“85后”妈妈刘雨靖却自动转为育儿频道，两年来的几乎每个周末和假期，她都是如此度过。
这天早上，她要带着5岁的孩子从临桂开车到市中心，让孩子在老师的工作室上电子琴课，中午在市区的奶奶家睡一个半小时午觉，下午孩子到少年宫继续上绘画课，不上绘画课的下午，孩子就要去接受两个小时的跆拳道训练。周日上午一般是到王城一个少儿篮球训练班打篮球，下午还有围棋课等着他。
家人都认为刘雨靖给孩子周末安排的早教课程太多了，可是她并不认为这是盲目。
站在一个西方心理学者的角度来看，育儿焦虑的源头就是亲子之爱。纽约大学教授凯蒂·洛菲在《现代育儿心经》一文中谈到，其最原始的表现方式是孩子随时会受伤的幻觉，以及自己要保护他不受任何伤害的强大愿望。
这种原本美好的情感随着家庭经济能力增强和市场专业分工细化，各种针对孩子能力开发的市场产品多样化，给亲子之爱增添了新的内容：培养理想化的完美孩子。
桂林另一位“80后”父亲打孩子从娘胎里出来，就给孩子定下了艺术出国的路径。他是一位大学老师，每天都压着7岁的孩子练小提琴，不断地训练、考级，等孩子大了让他在国内继续拜师学艺，直至能去国外学习，最后能在国际比赛中崭露头角。
无论是这位父亲还是刘雨靖都认为，这些训练课程并非功利的应试，而是针对孩子的特性。但《现代育儿心经》作者凯蒂却认为，这种高标准的专注、指导与剖析，是家庭生活太过偏向于孩子的表现。
另一位社会学家的研究发现，父母对孩子的过度控制与其所属的社会阶层有密切联系。
这位社会学家认为，这些父母多出现于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阶层，他们选择在时间和金钱上都高投入的方法来育儿，他们的工作有足够的灵活性，可随时顺应孩子的需求变动;有足够的资源购买优质教育，能够支付各种课外活动的费用，并让孩子接触到最新的技术产品，如手提电脑、IPAD等等。
一组桂林的调查数据，也印证了这个观点。几年前，桂林一家知名早教品牌就做过调查统计，热衷付费开发孩子潜能的会员里，60%是本科以上学历，家庭月收入接近万元，是25岁到35岁之间的年轻父母。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刘雨靖和这位老师父亲都符合这些条件：接受了高等教育，有房有车有存款，而且只有一个孩子——— 这是在理论研究中最易引发育儿焦虑的中产独子家庭。
在桂林，这样的家庭有多少呢?
至2015年，我市单独家庭有1.4万个，其中已经生育一孩的家庭有9400多个，但这还没有算上只有一孩的非单独家庭的庞大数字。
根据统计，这些只有一个孩子的夫妻，年龄多在20岁至32岁之间，这些缺乏育儿经验的父母，往往会对孩子的安全、健康过度担心迸发出负面情绪，一代过度焦虑的父母就此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