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龙网3月23日10时10分讯（记者 张译文）你知道重庆近代史上，最早的一份报纸是什么吗？历时十年，由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蔡斐副教授编写的《重庆近代新闻传播史稿（1897—1949）》 《重庆近代报业图史初编（1897—1949）》于日前出版，和公众见面。两书收集整理出了1897年到1949年间，涉及多个时期、多种报刊、多元政治的重庆近代新闻传播史，更有不少宝贵的历史文献资料图片随之曝光。
》》最早的报纸
《渝报》创始于白象街 9钱银子买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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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报第一册
近代史上重庆的第一份报纸，你知道是什么吗？1891年，重庆开埠，这是重庆近代化历程的起点。重庆第一份现代报刊《渝报》应运而生。
此《渝报》并非如今的《渝报》。蔡斐在书中介绍道，《渝报》是重庆近代史上最早的一份报纸，国人自办。在当时，许多沿江沿海地区的第一份现代报刊往往是外人创办。
《渝报》的创始人叫宋育仁，是四川自贡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被誉为四川历史上“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重庆维新运动倡导者。在重庆担任商务总局监督后，宋育仁认识到，只搞好商务不能解决国家富强的根本问题，还应当创办报纸，大造舆论。1897年10月下旬，他在重庆创办了《渝报》。
<创办重庆近代史上第一份报刊的宋育仁（1857－1931）
据了解，《渝报》是重庆新闻传播史上第一家近代报刊，也是四川新闻传播史上第一家近代报刊。蔡斐告诉记者，重庆近代报业的发展属于西部领先，第一张报纸比四川都早。《渝报》馆最初设置在白象街，后迁至夫子池来龙巷。旬刊册装，前后共出版16期。后来因宋育仁受邀前往成都任职而停刊，前后算起来不过短短半年时间。
和古代的“官报”内部送发不同，《渝报》改为私费订阅，读者对象不仅是各级官吏，还有社会读者，只要有9钱银子，就可以买到一份。蔡斐在书中写到，《渝报》十分重视新闻的采写，在全国和四川各地48处聘有特派员。在新闻内容上，除了有国内外和各省有关维新变法的新闻、西方势力对我国的侵略动向等，还及时捕捉本地新闻重点，并能够追踪报道，如整修云阳境内长江新滩。
蔡斐分析道，重庆身处西南腹地，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那时的报纸大多都是关注其他地方的新闻，重庆本地的新闻少之又少，而且外地的报纸辗转发送到重庆的时候，新闻大多已成旧闻。或许这也是宋育仁想要办一份重庆人自己的报纸一个重要的原因。
》》最多的同名报纸
数数重庆历史上有多少个《重庆日报》
<《重庆日报》第一期
翻看书中收录的1897年到1949年的近代重庆报纸名录，记者发现，近代史上，竟有多个重名的《重庆日报》《重庆晚报》《重庆时报》。其中，最多同名的报纸是《重庆日报》，近代史上共有5个，《重庆晚报》也有3个。但这些报纸和现在同名的报纸并没有什么关系。
据《重庆近代新闻传播史稿（1897—1949）》记载，重庆新闻传播史上最早的日报《重庆日报》于1904年10月17日创办，创办者叫卞小吾，重庆江津人，富有爱国主义精神和朴素的民主主义思想。卞小吾与革命党人冯自由、章士钊等人结识，常参加爱国演讲会，立志反清。
<创办第一份《重庆日报》的卞小吾（1872—1908）
最早的《重庆日报》社址设定远碑街（今民生路），另在白象街东华公司设发行所。卞小吾亲自采访新闻，撰写报道及评论，报上一些言辞犀利的社论大多出自他的手笔。其他采编人员亦大多是思想激进的爱国志士，他们所写文章，对清王朝的种种腐败尽情揭露，竭尽抨击，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广大人民的忧患疾苦、反抗斗争则是详尽报道，深表同情。为打破清政府对报纸的出版阻挠，卞小吾邀请日本报人竹川藤太郎出任主干，以至于该报创刊后，外界不明真相，以为是日本人在重庆办了一张报纸。
《重庆日报》创刊之时，日发行量仅500份，到1905年4月增至3000多份，在重庆以外有22个销售点，包括北京、上海、宜昌、东京。不过1905年4月，竹川藤太郎因患肺结核离开重庆，该报在卞小吾的主持下言论日趋激烈，同年6月1日，清政府秘密拘捕卞小吾，《重庆日报》随即被查封。1908年，卞小吾死于狱中，伤七十三处。
》》专家观点
这两本书为系统研究重庆新闻史的起步之作
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为两本书撰写了序言。在序言中，周勇表示，重庆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光荣传统的城市。20世纪后半叶以来，重庆的历史学有了长足的进步，出版了上千部著作，发表了上万篇文章，完成了一批国家和省市的重要项目。可以说，初步形成了重庆地方史研究体系，研究领域日益扩大并向纵深发展。特别是通史研究有突破性进展，专史研究不断深入，城市史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断代史研究尤其是抗日战争史研究成果丰硕，人物研究取得重要成果。但是，对近代重庆新闻传播历史的研究却缺乏重量级的成果，甚为遗憾。
周勇将《重庆近代新闻传播史稿（1897—1949）》 《重庆近代报业图史初编（1897—1949）》称作系统研究重庆新闻史的起步之作。两本书的出版将终结这一学术尴尬，具有奠基的意义，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早在2010年，他就建议将《重庆新闻传播史》列入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招标项目，并得到有关部门同意。几年后，读者已经看到了《重庆近代新闻传播史稿（1897—1949）》《重庆近代报业图史初编（1897—1949）》两部著作，“新的研究队伍也成长起来了，蔡斐就是其中的代表。”
谈及两本书的意义，周勇认为，《重庆近代新闻传播史稿（1897—1949）》是对近代重庆新闻传播史的第一次系统深入的考察、全景式的梳理，所概括的这一时期重庆新闻传播活动具有开端、发展、繁荣、调整四个阶段，具有原创性。而《重庆近代报业图史初编（1897—1949）》是第一部有关重庆近代报业的图像历史。历史影像是近代以来记录人类社会历史的重要载体，也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两本书的写作涉及多个时期、多种报刊、多元政治，综合性强难度也大。“希望越来越多的‘蔡斐们’投入到重庆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中来。”周勇说道。
